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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发布时间：2018-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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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继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大力简政减税减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就是解决无效供给，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解决产能过剩、处理僵尸企业；“立”就是大力培育新动能；“降”就是切实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新形势下，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加大“减税减费”力度
一是为企业减税。改革完善增值税，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标准；大幅扩展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大幅提高企业新购入仪器设备税前扣除上限；实施企业境外所得综合抵免政策，扩大物流企业仓储用地税收优惠范围； 继续实施企业重组土地增值税、契税等到期优惠政策。
二是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调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继续阶段性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加大中介服务收费清理整顿力度。在地方政府层面，一些“灰色地带”的收费项目依然存在，这是下一步减费的工作重点。
三是降低居民税负，增强消费能力。积极谋划推进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同时，可将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再予以延长，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通过扩大进口，下调汽车、部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为消费者提供足彩胜负14场选择，增加消费者福利或剩余。
与深化机构改革联动
推进简政放权与减税减费联动，从长远上看可以为减税减费创造更大空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足彩胜负14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要求，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精干设置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科学配置权力、减少机构数量、简化中间层次、推行扁平化管理，形成自上而下的高效率组织体系。这有利于各级政府部门减少机构数量、简化中间层次，让政府降低支出成为可能。
简政放权，能够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取消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限制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进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清理和规范各类行政许可、资质资格、中介服务等管理事项，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优化政务服务，完善办事流程，规范行政裁量权。
深化机构改革，还有助于跳出以往的“减税借钱”困境，实现精简机构、功能整合、高效运作的统一，进而为减税减费提供体制保障，为企业税费负担的降低腾挪空间。
降低能源和物流成本
在全球制造业模式变革前夕和科技革命的分水岭上，如何抓住机遇，推动制造业变革，促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变革、动力变革、模式变革，实现从制造到创造、从速度到质量、从产品到品牌的转变，对中国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发展中国家抢占低端制造领域、发达国家占据高端制造领域的双重夹击。向上突围是必然的选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必由之路。为此，需要营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降低制造业增值税，支持各类要素向实体经济聚集。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财政、货币、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具体而言，可通过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使用能源、物流成本。建议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降低过路过桥费用。还可优化制造业增值税改革，减少税率档次、降低税率水平、完善可抵扣项。通过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的有关政策，加快形成行政审批少、收费少、效率高、透明度高的营商环境。
考虑普适性减税政策
推进全面负面清单管理，核心是国民待遇、公平的政策环境和竞争机会、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从我国税改实际出发，应考虑从选择性税收优惠政策转向普适性减税政策，全面梳理企业所得税的各类优惠政策，将此前仅适用于一些行业、一些地区甚至一些产业园区的政策中具有普遍价值的内容上升到法规层面，适度地、普遍地降低名义所得税税率水平。
同时，要强化政府服务意识，促使政府服务精准、到位，做好“店小二”，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具体而言，应完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和共享平台，完善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进一步扶持“双创”，保障公平竞争环境；应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开展“互联网+政务”，提升政府专业化服务能力。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政府应重视补足产业链和完善市场规则体系。
总之，相关措施不仅直接降低市场主体负担，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生态环境，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而且有助于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进而增加社会财富来破解“税收不足”和“财政收入不足”的困境。（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 何立胜）
加大“减税减费”力度
一是为企业减税。改革完善增值税，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重点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标准；大幅扩展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大幅提高企业新购入仪器设备税前扣除上限；实施企业境外所得综合抵免政策，扩大物流企业仓储用地税收优惠范围； 继续实施企业重组土地增值税、契税等到期优惠政策。
二是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调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继续阶段性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缴费比例；加大中介服务收费清理整顿力度。在地方政府层面，一些“灰色地带”的收费项目依然存在，这是下一步减费的工作重点。
三是降低居民税负，增强消费能力。积极谋划推进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同时，可将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再予以延长，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通过扩大进口，下调汽车、部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为消费者提供足彩胜负14场选择，增加消费者福利或剩余。
与深化机构改革联动
推进简政放权与减税减费联动，从长远上看可以为减税减费创造更大空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足彩胜负14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要求，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精干设置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科学配置权力、减少机构数量、简化中间层次、推行扁平化管理，形成自上而下的高效率组织体系。这有利于各级政府部门减少机构数量、简化中间层次，让政府降低支出成为可能。
简政放权，能够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取消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限制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进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清理和规范各类行政许可、资质资格、中介服务等管理事项，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优化政务服务，完善办事流程，规范行政裁量权。
深化机构改革，还有助于跳出以往的“减税借钱”困境，实现精简机构、功能整合、高效运作的统一，进而为减税减费提供体制保障，为企业税费负担的降低腾挪空间。
降低能源和物流成本
在全球制造业模式变革前夕和科技革命的分水岭上，如何抓住机遇，推动制造业变革，促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变革、动力变革、模式变革，实现从制造到创造、从速度到质量、从产品到品牌的转变，对中国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发展中国家抢占低端制造领域、发达国家占据高端制造领域的双重夹击。向上突围是必然的选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必由之路。为此，需要营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降低制造业增值税，支持各类要素向实体经济聚集。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财政、货币、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具体而言，可通过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使用能源、物流成本。建议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降低过路过桥费用。还可优化制造业增值税改革，减少税率档次、降低税率水平、完善可抵扣项。通过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的有关政策，加快形成行政审批少、收费少、效率高、透明度高的营商环境。
考虑普适性减税政策
推进全面负面清单管理，核心是国民待遇、公平的政策环境和竞争机会、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从我国税改实际出发，应考虑从选择性税收优惠政策转向普适性减税政策，全面梳理企业所得税的各类优惠政策，将此前仅适用于一些行业、一些地区甚至一些产业园区的政策中具有普遍价值的内容上升到法规层面，适度地、普遍地降低名义所得税税率水平。
同时，要强化政府服务意识，促使政府服务精准、到位，做好“店小二”，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具体而言，应完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和共享平台，完善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进一步扶持“双创”，保障公平竞争环境；应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开展“互联网+政务”，提升政府专业化服务能力。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政府应重视补足产业链和完善市场规则体系。
总之，相关措施不仅直接降低市场主体负担，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生态环境，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而且有助于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进而增加社会财富来破解“税收不足”和“财政收入不足”的困境。（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 何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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